她被陈丹青称作中国美术史论界的异类，她笔下的西方艺术三万年让人耳目一新 | 二湘空间
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
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
汉唐阳光涿州库房图书散落一地
编者按：前不久涿州水灾让众多出版公司和书店损失惨重，汉唐阳光就是其中的一家，损失近1000万码洋，汉唐阳光是一家口碑极好的民营出版公司，曾出版过秦晖《传统十论》、杨奎松《中间地带的革命》、《阿城文集》、刘瑜《观念的水位》、包刚生《民主的逻辑》、周思成《隳三都》等好书，今天的推文是他们最新图书《西方艺术三万年》的节选。本书作者王瑞芸被陈丹青称为过去30年中国的美术史论界一个令人尊敬的异类。
本书概述了西方艺术三万年的历史，内容从原始洞窟壁画到数码时代的数字艺术，涉及绘画、雕塑、设计、建筑等多个艺术门类。与市面上的其他艺术史类书籍相比，本书的特点是将艺术“还原”到人本身，将艺术作品放回历史语境，从人心观念的角度理解艺术风格的成因与演变，本书文字通俗生动，叙述深入浅出，角度独特深刻。
《西方艺术三万年》之《现代艺术之母：斯泰因》
文/王瑞芸
20世纪初法国出现的野兽派和立体派，让我们分明看见，从库尔贝对古典艺术的背离开始，经过几代人一棒一棒的接力，到了马蒂斯和毕加索那个时期，艺术的样貌真的大改了。那时，欧洲其他各国的艺术家也纷纷创新，新手法新风格如雨后春笋，一个新的品类——现代艺术——在20世纪开始的十几年中基本成形。批评家也给它下了明确的定义：现代艺术是不同于古典艺术的一种品类，它不再注重写实，而注重创造美的形式风格。观众面对现代作品时，不能再用写实的要求去衡量，而是要看作品是否提供了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
在继续介绍其他的现代流派之前，还需介绍另一些人和事，我们可以借此看到历史的底色，去体会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生活、怎么思想的。毕加索因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一个标签粗暴地限制，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立体主义更像香水，在你前面、身后、身边，香味分布在你周围，你却不清楚它究竟来自哪里。”毕加索真是明白人，知道艺术所体现出的样貌，远非用一个名称就可以搞定，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：时代的精神氛围，一些关键人物的个性、气质、情感、见识……那些东西往往是无形的（因此会被他形容为香味），而无形的东西并非不存在，有时它们甚至比有形的东西更加起作用。
比如说巴黎，它正是一个盛放那种无形东西的空间。有心的读者朋友必定会注意到，西方现代艺术从起始点库尔贝直到毕加索，那些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巴黎。因为巴黎是这样一个城市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到那里，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，在巴黎都能找到适合他们做的事。在那里，没有政治家告诉他们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。而且巴黎的自由，不是只有文化人、知识分子们才拥有，那是包括在街上负责点煤气灯的男人、在厨房里做事的女人全都平等拥有的自由。住在巴黎就意味着可以呼吸真正自由的空气、尽情发展自己的个性。因此，20世纪的巴黎不只是法国的首都，而且是全欧洲的文化之都，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之都。结果，成百上千具备各种才华或者是怪癖的文艺青年们被吸引到巴黎，自由地思想，任性地创作。
当然，这些人在安居乐业的资产阶级眼中基本属于不良青年，宁可破衣烂衫挨饿受冻，也不愿好好工作，而且几乎个个都具有严重的性格弱点，一味地放浪形骸，乃至酗酒滋事。事情的另一面是，正是这批人拥有资产阶级没有的一种财富，那就是精神上的不设边界，他们对于成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不肯买账。现代艺术完完全全就是在这批不肯循规蹈矩的人中间产生出来的，没有巴黎就没有他们，没有他们就没有现代艺术。
待我们把西方艺术史的全过程了解一遍，就能看到，哪一片地面上空气最自由，哪里就会成为新艺术的摇篮和家园。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具备了这个条件，那里成为文艺复兴艺术的温床和摇篮；17世纪的荷兰具备这个条件，荷兰艺术在那时就迎来了黄金时代；19、20世纪的法国巴黎具备了这个条件，它因此成了现代艺术的发源地。等进入当代艺术时期，我们就会看到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，蹂躏了巴黎，新大陆上的美国纽约在自由性和包容性上取代了巴黎，艺术也就闻着味儿过去了，立刻就把根子扎进纽约这片土壤，叫自己再次开花结果，结出的是“当代艺术”之果——这是后话。
再回到巴黎来说，它顶有意思的地方是，一方面创新的力量很强，另一方面保守的力量也很强，自由的巴黎允许这两种力量共生，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景：艺术的每一步革新都引发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撞击，使得每次新风格上场时都会热热闹闹地大吵一场，结果是，保守势力越是使劲地攻击和污蔑革新力量，越刺激革新派的反击，弄得巴黎这个舞台锣鼓喧天，好戏连连。
通常说来，保守势力基本是有钱人，革新势力基本是身无分文的年轻人，这种分类几乎没有例外。可如果有了例外，比如，有钱人能理解激进的年轻人，并且还能支持他们，那就是珍宝般的人物了。在20世纪初现代艺术在巴黎的形成期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“例外”，她的名字叫格特鲁德·斯泰因（Gertrude Stein，1874—1946）。
斯泰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只要稍稍熟悉毕加索的作品就会知道，毕加索在画出《亚威农少女》之前，画过一幅女性肖像：画面上是一个看着既不年轻也称不上美丽的女人，梳着老太太那种发髻，身着黑衣，表情严肃，这位女士就是斯泰因【图65.1】。这幅画后来成为毕加索的重要作品之一，在任何一本讲述毕加索或现代主义的美术史书籍中几乎都会被选用，因为它标志着毕加索创新的一个转折。毕加索后来这样告诉别人，画完这幅肖像，他知道下面的创新该怎么做了。他与画中人斯泰因的相遇，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，因为这位女性的头脑和毕加索在一个频道上，毕加索称她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朋友。
65.1 毕加索 《斯泰因画像》油画 1906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
斯泰因是个美国人，但从1903年起一直住在巴黎，直到过世。她说，美国是我的祖国，巴黎是我的故乡。这位犹太富商之女，一生靠遗产生活，衣食无虞，不曾结婚，更不受雇于任何人。她有钱收藏艺术，更有钱每个周末在家里设宴招待各种朋友，她自己则热衷写作，写一种文体奇特的现代小说。作为一个作家，也许她不算知名，但她远比她的作品知名，我们若要涉足20世纪西方的现代派，无论是从艺术进入、从诗歌进入，还是从小说进入，在任何一条路径上都会与这位女性相遇。
她凭借自己的眼光，是最早认可现代艺术的人，于是，巴黎那些前卫派的重要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全都被吸引到她的客厅里去了。她居住的“花街27号”那间挂满了现代作品的客厅，被美国作家海明威誉为“最好的博物馆中最棒的一间房间”。我们在前面提到马蒂斯的画在1905年秋季沙龙中引起汹涌攻击时，居然有一个人肯收藏那幅《戴帽子的妇人》，那位买主正是斯泰因。
斯泰因买画对马蒂斯绝对是雪中送炭，马蒂斯当时似乎正四面楚歌，突然接到通知说有人要买他的画，当然喜出望外。展方通知他买家要把标价的500法郎降为400法郎，马蒂斯想也不想就要答应，不料太太在一边提醒说：“咱们就维持原价吧，我觉得如果买主真喜欢你的画应该不会介意价钱的，可是多100法郎的话，今年就可以给孩子们买冬衣了。”马蒂斯咬了咬牙依了太太的主意，只是在等回复的两天中，内心忐忑不安，生怕买家改了主意。回复的电报终于送来时，太太看到站在门口的丈夫拆读电报之后，一张脸都变了形，心里料定这事被她弄坏了，她伤心地向丈夫扑过去，没等她哭出来，马蒂斯竟朝她说：“买主接受了！”太太一面转忧为喜，一面责怪丈夫怎么会有那种可怕表情？！马蒂斯回答说：“我只是想对你眨眨眼而已，因为太高兴，我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了。”
65.2斯泰因画像
这种细节太能说明问题了。对有钱人来说，买下一张画不是件大事，但对陷于穷困中做革新的艺术家来说，那真的太重要了，那种支持是经济和精神双重的，甚至能救命。我们不妨设想，如果凡·高能够像马蒂斯那样接到这类消息，他的命运必定会改写，他就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杰作。这就是为什么斯泰因这种角色的存在非常重要和珍贵。而且实际上，砍价的念头都不是斯泰因自己的，是展览会秘书对她说“这种画哪里值500法郎，我建议你至少砍价到400”。当斯泰因收到画家维持原价的答复后，又去展厅做最后的决定，不料正碰上观众围着那张画取笑讽刺，她非常生气，觉得那是一张好画，于是立刻决定照原价买下来。
我们因此看到，买画也需要收藏者的见识和胆气，那与艺术家创作的勇气是同等的。要知道，在斯泰因买画的那个年头，巴黎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肯为马蒂斯的这种作品付钱，甚至连捐赠都不肯接受。比如，印象派流行过后，已经到了1894年，一位法国画家古斯塔夫·卡耶博特（Gustave Caillebotte，1848—1894）把自己收藏的67幅印象派作品捐给国家，可他得到的不是感谢，而是被抵制。正统的学院派反对美术馆接受这种捐赠，并公开发表文章说，印象派的画根本就是垃圾，美术馆如果接受它们，就意味着全社会道德和审美的堕落。后来通过一些有识之士从中调停，美术馆才接受了其中的38幅画。因此斯泰因能在大众一边倒的嘲笑声中购买马蒂斯的画，那是需要胆识和眼光的。
这位有见识的女子也是最早购买塞尚和毕加索作品的人。第五十九章谈塞尚时提到一位收藏家买了塞尚的画挂在家中天天看，结果写下了现代派小说，这个人也是斯泰因。斯泰因具备的才能、眼光、见识、我行我素、果断大胆，让所有认识她的艺术家、作家、诗人都对她肃然起敬。
斯泰因卓越的性格早有显露，她从小功课很好，曾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大学，学的是哲学，选修了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·詹姆斯（William James，1842—1910）的课。有一次，她对考试的题目没有兴趣，就在考卷上写道：“詹姆斯教授，我非常抱歉，我今天实在是毫无心思来写这份考卷。”然后就交了白卷。她遇到的也正好是一位有见识的好老师，那位著名的哲学教授在她的考卷上这样写道：“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感受，我自己也常会有类似感受。”然后给了她满分——这真是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之间的佳话。
大学毕业后，斯泰因又进入美国著名的约翰·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，那是美国最难考进的医学院。她对头两年的实验课程有很大兴趣，就学得极好，但后两年她对于枯燥的理论课没有兴趣，成绩一落千丈。她的老师们个个奇怪，这样一个学霸怎么会把功课学得那么差。她自己的解释是，她一旦觉得乏味就记不住任何东西。快要毕业时，教授们纷纷给她开绿灯，允诺只要暑期再补上一门课，就让她拿毕业文凭。她说，不行，我对医学彻底厌倦了。于是，没要文凭就离开了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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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泰因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，她完全不顺从主流价值，任何批评、反对或者嘲笑都不会影响她。她从小就胖，成人后更加粗壮结实，海明威形容她的外形简直“像个意大利农妇”【图65.2】。从毕加索给她画的画像中也看得出，她一点不具备女性所谓的秀美精致，画上的她当时才32岁，可是她不时髦的发型、老气的黑色外套、紧抿着的嘴巴、结实沉重的身体，使她看上去差不多是个接近祖母辈的女子。然而她双目直视前方，不打算讨好任何人。的确，斯泰因在一生中绝不照男权社会的标准来突出强化自己的女性特点，她在穿着和发式上完全随自己的心意。她是一个完全超越自己女性身份的女人，因此也是少数那种得到“大自在”的人，仅是这一点，就让她周围的男人们非常折服。
常去她客厅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说：假如她想让别人站到她的立场上，她是不会遇到阻力的。她的声音深沉好听，她的笑声发自内心，她做事明白果断，她幽默、好奇，对世上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，她的这些性格从不曾随着年龄增加而削弱改变过。马蒂斯和毕加索以及其他艺术家、诗人、作家都争着成为她的亲密朋友，巴黎当时一切有思想、有创造性的人都被吸引到她的客厅里去了。20世纪初，她支持鼓励了巴黎那一批重要的前卫派艺术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她则成为美国“迷惘的一代”的导师、代言人和保姆。她的眼光、才能、见识，以及她在文化艺术上的影响和作用，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“现代艺术之母”。
作者简介王瑞芸，艺术史教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，杜尚研究专家。师从吴甲丰先生，专攻西方艺术史；后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，潜心研究西方艺术。著有《杜尚传》《西方当代艺术审美性十六讲》《美国美术史话》等，译有《杜尚访谈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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